随心而动，行必由衷

魏晋时期，宗室崛起，他们把持国政、权倾朝野，靠着一柄“九品中正制”的权杖，将底层士大夫阶级打压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年代。人人都想“致君尧舜上”，却人人都摆脱不了那个“寒族”的枷锁。狷狂如阮籍，最终只能面对穷途末路放声大哭；俊逸如鲍照，也只能酌酒自宽，在权势的威压下吞声踯躅不敢言；有才如嵇康，最终长叹一声“志愿毕矣”，在山野和林泽中洗濯世俗的泥淖。

在这个人人自危，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世族”的黑暗年代，士大夫无不困囿于官场这番黑暗的泥潭。出仕？谁甘愿做世家大族门阀倾轧下的棋子？归隐？谁又能真正地像陶渊明一样做到真正的太上忘情、乐而忘机？于是，眼前这团浓雾仿佛有千斤之重，积塞在无数士大夫的心头。究竟该走向何方？究竟何处是光明彼岸？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上下求索，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扪心自责。终于，当所有人都看透了这个门阀社会的本质，意识到自己的出路已经被这样一个社会完全堵死的时候，他们内心最后的一点信仰崩塌了。鲁迅先生说：人最可怕的，是梦醒了，无路可走。士大夫们一朝梦碎，个个相对愕然，转而又撕心裂肺地大笑起来。有人自我放逐，继续沉湎于自我营造的逍遥幻梦，通过酒精去对抗这个残酷的世界；也有人归隐田园，在晨夕劳作间领悟自由的要诀；还有人求助于老庄道学，希冀通过形而上的玄学去悟得大道以超脱时间与空间。总之，魏晋南北朝是个众生万象的时代，而我们在《世说新语》中，可以窥见那个时代的先贤。他们高尚的行为如流星一样，照亮了当时和以后的时代。

尽管时代黑暗，尽管世人饱受九品中正制的荼毒，但是我们仍然相信，那些行为乖张、举止孤僻的先贤外表下，隐藏着一颗昂扬进取的积极心态。譬如阮籍，尽管我们会笑他的穷途之哭是荒唐之举，但那正是他真性情的体现。不故作矜持、不压抑自我、不做作，这难道不是敢于袒露真实自我的勇气吗？更令人钦佩的是他对待官场人士时多白眼相待，而对待贤士时则青眼相看，这正是典故“青白眼”的由来。敢于直面达官贵族的权势，并假以颜色，这是何等的勇气，又是何等的率真呢？反观当今官场，多的是阿谀奉承、溜须拍马，少的是仗义执言、铮铮铁骨。我们都在为拥有一个光明的前途而刻意压抑自己的性格，违背自己的天性，却忘记了做人最根本的骨气。

同样真性情的还有同为竹林七贤的嵇康。作为“竹林七贤”之首，他更是将“竹林”二字贯彻到底。司马氏皇族听说他的才能，想招他出仕，结果他躲到河东郡逃避征辟。同为七贤的山涛举荐他为官，结果他一怒之下写下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自述“浊酒一杯，弹琴一曲，志愿毕矣”。为了追求内心的自由，他甚至可以与相交已久的好友断交，颇有管宁“割席断交”的意味。他不仅是一位坚定的隐士，还是天下读书人的魁首和老师。一句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奠定了魏晋时期倡导返璞归真、追求人的自然本心的底色。当他被司马昭宣判死刑时，太学院三千学生集体请愿，恳请皇帝饶他一命，并聘请他为太学院的老师。由此可见，嵇康是全天下读书人的标杆，是魏晋时期文坛的领袖。也许他知道自己抵抗不过朝政的黑暗和门阀世族的勾结，但是他也要以自身为音符，去演奏出那一曲清正高远的千古绝唱《广陵散》。

此身天地一虚舟，何处江山不自由？自由，是魏晋时期另一大时代底色，这种自由表现为不求结果，只在意过程的旷达，也表现为不强求完美，容忍失败和瑕疵的随性。王徽之住在山阴时，偶遇大雪，他感叹这不期而遇的良辰美景，想与自己的挚友戴逵共商美景。于是他果断地撑一艘小舟，沿江而下，经历一夜的颠簸后来到戴逵的门口。正当他准备叩响柴门时，却蓦然撤回手，大笑离去。旁人疑惑于他这徒劳无功的举动，他却笑着说：“吾本乘兴而行，兴尽而归，何必见戴？”是啊，在经历了小舟一夜观风雪的美景后，是否见到朋友已经不重要了。王徽之所要向友人倾吐的一切，早已被这一夜的雪景所聆听。他所想与友人分享的风景，也于这一晚览尽。剩下的再对友人说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此程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其实我们的人生也一样，总是被功利主义所谓的“结局”所诱惑，去苦苦追寻那一个注定。但是人生本质上是一场旅途，我们没必要对功利主义的结局趋之若鹜。只有摆脱了对结局和成效的执念，我们才能彻底享受人生中的一切成功和失败，笑看世事沧桑，内心安然无恙。

同样，人生并不总是完美的，就像王徽之终究没有见到戴逵一样，可谁又能说他这一段旅程是毫无意义的呢？红楼梦也说“大多好物不坚固”，霁月难逢，彩云易散。或许不完美的人生才是最正常的样子。而我们往往为了达成所谓的“完美”去刻意追求极致，反而在一点点挫折产生时垂头丧气。人生并非时常圆满，惟愿小满即安。

魏晋时代是风的时代，世人们像风一样，在历史的旷野自由飘动。他们随心而动，行必由衷，在历史的港口停泊瞩望，做风的君王。朝堂也好，田园也罢，他们总能在自己恰当的位置寻得合乎中道的平衡。也许真的像陶潜说的那样，“寓形宇内复几时，曷不委心任去留”，何必在这个污浊的世间苦苦坚守？也许我们应该去听听风、看看雪、赏赏月。